【福建南方的永远】

张凝



     两年的时间,其实真的不能算很长。七百多个日夜,竟像交响乐间的过门一样短促。我们的大一大二就如同蒸发的水汽一般散进了无声无臭的时空当中。校门口那条"欢迎新同学"的大条幅还挂在风中飘呀飘的,只不过这一回,却是写给九九级看的。
     我于是想起我在大学的开始来。我在大学可以说有三种开始:物质上的、艺术上的和心理上的。物质上的开始有悲剧的风格,那是一个暴雨夹着狂风在城市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夜晚,我浑身湿透,手里提着一个已经进了半箱水的硕大衣箱,站在敝大学残破而冰冷的校门前。在著名的榕城我没有看见榕树,只看见了十四号台风,大雨从我的头上倾盆而下,我的心情豪迈而孤寂。有关艺术上的开始倒也很普通,带有情景喜剧的味道,那是当我第一次领到借书证时,兴冲冲地奔到图书馆去借了二十本书。许是因为太兴奋的缘故,我在一楼和二楼的楼梯转角处完美地摔了一跤,好象是对着我所钟爱的书林行了一个无比虔诚的跪拜礼。心理上的开始稍微复杂一点,我希望能把这种细微的感觉说明白。我为在开学典礼上代表新生发言而写了稿子,但最后去念稿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个女生。失去了一次机会当然是可惜的,但这件事给我最强烈的感触却在于从中我发现了一个女性话语的强势平衡。我可以举出我们班为例,班上的布尔什维克是女生,她们多数属于城市,衣着时髦眉清目秀,说话时彬彬有礼;作为孟什维克的男生则基本上粗壮黝黑,手里看上去更应该握着一把锄头而非派克水笔。第一次晚点作自我介绍时,走上台的女生个个自信从容,向周边大抛媚眼;而男生则大多目光呆滞,显得有些狼狈不堪。这种感觉无法归之于传统的戏剧分类,不妨称为荒诞剧。
     这里牵涉到了对自己的定位问题。我虽然生于黄浦江畔并且在那里生活过一个时期,但我始终不能将自己与那个喧嚣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大都市联系在一起。同时,尽管我的少年时代在山区度过,我也不敢将自己归入八亿农民的行列,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分不清小麦与韭菜的人是根本不配称作一个农民的。当我高中的时候,在我那一圈的人大都如此,我们为都市所鄙夷,为农村所排斥,在传统与未来之间艰难地寻求着一个支撑信念的定位。然而,寻找是不成功的,我们依然被城里人称为乡下人,被乡下人称为城里人,我们的性格是介乎于乡下人的方正和城里人的圆滑之间的椭圆,在某个地方许还有不知名的棱角。
     开学后的几天,X社团的F小姐到我们宿舍来纳新了。X社团后来成为宿舍里仅次于饮食男女的热门话题,但在那时,连"纳新"这个词于我也相当陌生,在中学里我们通常称之为"招聘",在记忆里,似乎只有一篇小说把在文革中入党贬称为纳新,带点儿调侃的味道。我未加考虑地报了可供选择的所有三个部,如果有人给我拍电影,他也许会在这个镜头后面剪辑上一个孔雀开屏的表现蒙太奇。后来我在初试和复试中相继被三个部门枪毙,"左"倾盲动后继之以右倾投降,从此不敢正视X社团所在的那一座小楼。其时X社团还颇有正统宣传机构的风度,无论是在书面上还是口头上都搞得一本正经。偶尔过了头,就变得有些杀气腾腾,语气颇似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判决书,于是有一次忍无可忍之下我打电话到X社团,建议他们把这句话说得宛转一点,最好是缓刑判决。接电话的是X社团的某位负责人,他本来是认识我的,但校内电话普遍音质极差,乃掩盖身份的最佳途径,他于是一本正经地代表社团向我表示感谢,还问我"有什么别的要求?"仅仅过了一年以后,X社团的宣传就变成了温柔的花腔女高音,谁又能说他们的工作效率不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