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的故事】

李青

     小镇很小,邻家孩子碰翻了瓶子摔了碗,整条街都知道;小镇的光景不好,女人们扯块花布,要思量半宿。
     但小镇却也有自己的骄傲。
     城西的钟楼是整个镇的标志,听老一辈说,这楼是光绪年间起的,在钟楼上打过红毛鬼子。那“当当”的钟声把鬼子的脸都吓绿了。这着实使楼风光过一阵子。可如今的钟却有些年头没有动静了,呆呆的,脏脏的,像个孤老头。可每逢什么集庆日子,镇里的大人物们总会在钟楼上指指点点,吆吆喝喝。钟楼有几许像柳七娘造的七级浮屠塔。外乡人离开小镇时,总会在钟楼下合个影,表示他们在这镇子里呆过。
     镇里的外乡人一拨一拨地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就像田里那架破旧的老水车。
     邻家阿婶就奶个外乡女娃。女娃还小,咿咿呀呀的,不会叫爹娘,整天咧着没牙的小嘴乐。女娃的爹是个木匠,辛辛苦苦刨的几个钱都给了家里爹娘兄弟姐妹六七张嘴;女娃的娘响应党的号召,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在镇里当个老师,教着三个年级的语文、数学、音乐。那年月的老师在大家眼里头,是知道城里大事小情的,挺令人稀罕。虽是这样,可外乡女娃却常被人叫作“资产阶段的孽种”,女娃的娘不知暗地里抹了多少眼泪花。
     阿婶却不嫌弃这个外乡女娃,总唠叨着“女先生的娃娃一定会有出息。”无论砍柴还是下地,阿婶总用小竹篓背着,哼着镇里人才会的调调,哄得女娃伸着胖乎乎的手抓着篓边,那眸子,是山里的泉水。歇工的时候,阿婶常抱着女娃去看钟楼“我爷爷辈,来了许多红毛鬼子……”女娃似懂非懂地抓着铃铛,只觉得比田里的红泥巴巴结实多了。阿婶痴痴地望着钟楼。哀鸿的钟声从地底下滚过。
     阿婶当家的是个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家里有三个愣头小子。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阿婶的锅常常像个体面的寡妇。可阿婶却常从嘴里抠着白面给女娃。为这,阿叔不知和阿婶急过多少回。可阿婶总说:“咱不能亏了女先生的娃啊!”
     女娃的娘很感激阿婶,把镇里送给教师的野味,腊肉一古脑地给了阿婶。阿婶红着眼睛往外推“大妹子,你也不容易呀!”
     小竹篓换成了大竹篓,女娃跟着娘学会了“床前明月光”。
     院子里的丹丹花又开了几回,女娃要跟着娘回城了。临了,阿婶和女娃在钟楼前照了一张别别扭扭的照片。汽车“突突”的尾烟把阿婶罩住了。
     女娃在城里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女娃的爹开始做起了买卖。女娃的娘还是女先生。所有的日子像河水那样淌过去了。
     镇里捎来了口信,阿婶的儿子要娶媳妇了。女娃和爹坐着车“突突”地又回到镇里,岁月让阿婶成了阿婆。女娃吃着熟悉的面食,胸前的红领巾亮亮得像水点儿。阿婆摸着女娃,女娃又想起那山调调,那山风,那山泉。当年的愣头小子如今都是小伙了,偎着阿婆冲着女娃乐,女娃也冲着他们乐。
     院子里的山丹丹又开了,当年的照片被日子摩挲得发黄,就像阿婆刚烙的饼。
     镇里的钟楼愈发显得斑驳,不知何时四周围起了铁链。钟楼上披着会眨眼的小灯,明晃晃的,就像城东老李头刚嫁出去五十岁的老闺女。镇里头颇有些脸面的人都管这叫作“古迹”。“古迹”前密密挨挨地挤着许多照相的摊儿,簇拥着晌午后的脸。人群中也有女娃。

感谢《南方》提供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