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眼睛阿忆】

孔庆东

     周忆军1米80多,生得高而不耸,文而不弱,白而不嫩,英而不俊。经常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朴素又干净。家居北京,他却只在周末才回去,他对集体生活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班虽然才子成群,各省的状元榜眼探花不计其数,但一是个性太强,所谓“英雄不受羁勒”,二是男女授受不亲,都等着异性主动来勾引自己,三是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北京与外地同学之间还缺少磨合,因此集体活动不太容易开展。周忆军以他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我们班各个“组群”之间的纽带。他可以沟通城乡,沟通朝野,沟通南北,沟通男女。他简直成了我们班的“五通大仙”。
     我对待干部崽子的态度是:有出身论,不惟出身论,重在表现。从周忆军的表现,我发现他身上蕴涵着我们工农兵才有的高贵人性。他不讲究物质享受,从不以不吃某种食物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和娇嫩。他吃起饭来一副馋相,吃到高潮时,还摇头晃脑吧唧嘴。看到别人吃饭时,他经常像小孩似的说:“给我一口!”一口吃下去,馋虫上来了,“再来一口!”连吃几口,欲罢不能了,“干脆,我都吃了,你再去买吧。”周忆军最爱吃鱼头。有一阵,北大学三食堂经常卖红烧鱼,6毛钱能买一条小的,8毛钱能买一条大的。周忆军当然是买大的,但发现别人买的小鱼身子虽小,头却比他的大,便说:“拿过来!咱俩换。谁让你的鱼头这么大!”不仅如此,别人吃鱼时,他还软硬兼施地请人家把鱼头剩下留给他。后来大家成了习惯,吃完鱼就把饭盆递给他。再后来,只要听说食堂卖鱼,周忆军就不去买饭了,他积极鼓动别人去买鱼,自己坐在蚊帐里一边敲着饭盆,一边唱着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把“问讯吴刚——何所有——”唱成“问讯吴刚——红烧鱼——”。那“红烧鱼”三个字,用婉转的评弹唱出来,真是香喷喷、油汪汪的。唱得口水直流时,弟兄们买鱼归来,用勺子切下鱼头,往他的饭盆里一堆,周忆军激动得差点“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住在一间大宿舍,同室十个人,只要有一半人买鱼,就足够周忆军纵欲了。但他还贪心不足,经常巡视别人的饭盆,谴责道:“你为什么不买鱼!”因此我称周忆军是“鱼肉乡里”。又因为不管别人吃什么饭,他总爱“雁过拔毛”地剥削几口,我又叫他“周扒皮”。
     有一次,我用小勺托着一个大鱼头递给他,不小心一晃,鱼头掉到暖气片后边了,周忆军连连摇头叹惜。好在还有别人的鱼头,当时也就没太在意。过了两天,周忆军饱暖思鱼头,而食堂又不卖鱼。他灵机一动,爬在地下,把暖气片后边的那个鱼头钩出来,洗巴洗巴吃了,这大概是他所吃的最香的美味了。到了90年代,阿忆博士宣称,以后再也不去高级酒楼饭店,要天天牵挂希望工程云云,读者们唏嘘感动,还以为他有多么高尚呢,其实这家伙本来就是吃鱼头的命。他属于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酒楼饭店有什么好吃的?花钱买胃病而已。最难忘,暖气片后老鱼头,为解馋,英雄忍低少年头,世间百味皆粪土,青春一去不回头,多少当年流水事,都随晚风到心头……
     周忆军吃饭不讲究,穿衣也乱来。他家里给他做有许多“冠冕”的衣服,但他好像很早便懂得“简单就是美”的道理,常常穿得跟崔健似的。夏天是军装,冬天穿一件“屎黄色”的军棉袄,不爱系扣,腰间用绳子系住,头戴一顶狗皮帽,要不是生得白净,就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差不多。春天很暖和了,他还捂着那件棉袄。有一年,他发誓要坚持到“五一”再脱棉袄,结果清明节就捂出了痱子,只好乖乖地当了脱星。毕业那年,我借穿他这件棉袄去报考研究生。那年北京市统一在人大的一个大厅里报名。我本来就长得像东北“胡子”或抗日联军,穿着这件用草绳捆住的棉袄,又故意说一口赵本山式的土话,报名站的人员都奇怪地看我。我看出那眼神是在说:“这个农村万元户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读研究生。”他们迅速给我办了各道手续,恨不能我早早离去,结果忘了收我的10块钱报名费。
     周忆军还不喜欢穿袜子,说穿袜子则脚臭。他有时闻到脚臭,便起身破案。他趴到清平的脚上闻一闻,又俯到老何的脚上嗅一嗅,再把脑袋往老沈的脚上够一够,始终不能断定,最后武断地说:“谁的袜子颜色深,就是谁的脚臭。”所以他穿袜子,也多是白袜。
     周忆军睡觉也是老农民习惯,喜欢脱光了睡。但因为我们宿舍客人多,有时全班大会也在这里开,周忆军便很受委屈。有一次下午开会,我们宿舍有几人还没来得及起床,屋里便坐了50多人。周亿军的床沿上坐了几位女生,周忆军不禁芳心乱跳,又想动又不敢动。几位女生很善良,说你躺着,我们挡着,老师看不见你。她们哪里知道,没有老师,周忆军也不敢出来。有一天夜里,外面有人大喊“地震啦!”满楼的人都往外跑。周忆军披着一条床单也飞跑下去。跑到外边,还仰头高喊:“快下来,地震啦!”忽然真觉得好像有点震动,低头一看,哎哟一声,又飞跑上去,因为砸死事小,失节事大也。
     周忆军的为人处世,很像我们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小时在沈阳的姥姥家长大,怪不得!他常从家里拿来东西给大家吃,给大家用。他无偿地给同学照相,带同学去看病。他带领外地同学参观了许多北京的旅游景点,还特意弄到去中南海参观的票。但是,他一点“干部”的样子也没有,完全像个“仆人”。他是真心助人以为乐趣的,决不因此而流露什么优越感,相反倒是常受别人挑剔挤兑。我就是利用他的善良欺负他的人之一。比如打牌,周忆军也是爱好者,但他的乐趣只在参与,胜负心不强,既不刻苦钻研技术,也不琢磨别人心理,所以别人不愿与他合伙。只有我常常拉他做对家,因为这样可以显示我的高超牌技,赢了荣誉归我,输了责任在他。无论我怎样呵斥羞辱他,周忆军都不恼火,总是努力改正错误,总是一脸愧疚,但又是笑盈盈的,顶多疑问 一句:“刚才你不是让我这样出吗?”于是又被我“猪脑子狗脑子”地一顿痛骂。
     我还到周忆军家去混过饭吃。他们家人都很随和,待人既尊重又实在,跟我们工人家庭差不多。跟他妈妈打麻将时,他妈妈总批评他这不好那不对,但我看出他妈妈实际是非常深地爱着这个儿子。周忆军也很孝顺。我们系有个女生与周忆军妈妈同名,周忆军每遇到该女生,都有几分不安,可见妈妈在他心中占据着很敏感的地位。有一次周忆军在处理一桩有关少女的问题上手法不当,他妈妈跑到北大来,焦急地问我人家会不会报复周忆军,我很冷静地安慰她说不会。还有一次周忆军跟同学打架受了点轻伤,他妈妈急得说话都是半句半句的。我觉得他们家不像什么干部之家,一个副科长的家也比他们家要端架子,一个副教授的家也比他们家要酸腐虚伪。我原来以为周忆军是“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他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周忆军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在我看来,他的聪明,在我们班决不是第一流的。如果没有正直和善良,他那点聪明,仅够他成为一个北京痞子。比如他爱唱歌唱戏,但往往记不住歌词戏词,便自作聪明地乱唱过去。京剧《杜鹃山》里雷刚唱道:“大队转移莫迟缓,我带领几人去救援。”他唱成:“我带领几人去吃饭。”杜妈妈批评雷刚,唱道:“晕头转向上圈套”,他唱成:“搞了对象上圈套”。他的歌词常常错误,有时干脆故意唱错,博得大家一笑。比如“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被他唱成“我们俩光着屁股采红菱”。阿忆的幽默是开朗的,不是刻毒的,是自己先受感染,再去感染别人。所以他气色丰沛,神态安详,做起事来,自然显得很聪明。
     周忆军爱过我们班至少七八个女生。爱的方法是与我们热烈讨论那个可爱女生的一切。在他爱这个女生的几个月中,谁也不许说该女生的坏话,该女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使。但几个月后,他就矢口否认爱过该女生,因为此时他正“热恋”着另一位天使。恋令智昏,他有时问:“老孔,你说现在,她在宿舍里会不会也在议论我呢?”有一次,他爱一位天使爱得神魂颠倒,痛苦万状。我自告奋勇,去为他作伐。那个女生立刻同意去找他“打开鼻子说亮话”。不料二人见了面,却谁都不承认自己爱对方,最后居然共同找了个台阶,说是“老孔喝醉了”。这是阿忆博士恋爱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如今阿忆对这些恋爱前科一概否认,说他除了太太,对别人都是说着玩儿。看在这家伙孩子也不小了的份上,我就姑且假装又喝醉了吧。

感谢孔庆东先生授权刊登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