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回顾

作者:傅英豪 (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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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原址      1940年,正当中国抗日战争残酷、激烈地进行之际,党中央决定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此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1940年春,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时,带回第三国际赠送的一部广播发射机,并拆成散件运抵延安。当时在延安懂无线电技术的人极少。我原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无线电台机务工作。周恩来知道我在北平清华大学读过“无线电工程系”,又在武汉罗蒙墩广播电台当过技师,于是点名要我和我的妻子唐旦一起到延安参加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

     我和唐旦是分批走的。1940年8月,唐旦先行一步。她从重庆到延安是乘坐军车走的。两个月后,我离开重庆乘长途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碰到军委三局器材处副处长陈明,是延安来这里采购器材的。陈明是老红军,当时40多岁,我23岁。他像老大哥一样照顾我。十几天后,有三辆车去延安,我坐在第二辆车上,经过国民党统治区时,盘查很严,有陈明对付,最后还是放行了。一天傍晚到了延安区南关外兵站,大家高兴地欢呼跳跃。这时,陈明立即给军委三局打电话,局长王诤马上派人带两匹马接我们。在当时用马接人非同小可,就像现在坐小轿车一样。我那时不会骑马,陈明临时手把手地教我,他把马拉到土台前,一手拉缰绳,一手扶我上马,并告诉我如何操作,我小心地照办。从南关外兵站到军委三局所在地盐店子有40多华里,跑了好一阵才到达目的地。

     王诤局长紧握我的手说:“唐旦同志早到了,大家天天盼望你来。”这天晚上,王诤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天,王局长与器材处处长兼通信修配厂厂长段子俊同志带我及唐旦参观了修配厂,我被安排在附近的一个窑洞里住下。

     几天以后,王诤对我说:“中央广播委员会任命你为军委三局直属电台九分队队长。”他要我抓紧时间把广播发射机装好,以便及早投入使用。接受命令,我立即赶到王皮湾,一心扑在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上。为了早日装好发射机,我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九分队”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号,它的所在地就是王皮湾。这个村子只有30几户人家,比较僻静。搞基本建设的阙明同志、发电机组的吴兴周等同志曾在新疆学过汽车、飞机的原理和构造。阙明同志率领大家指导民工在半山凿了两孔窑洞,里面相通,一个做机房,一个做播音室。山坡下有两排土房,一排朝东,一排朝北。我和阙明等住在朝东的房子里,背后是食堂。不久又建立了报务组,毛动之同志任主任,并设立营至排,还配给我一匹马,这是三局其他分队所没有的。

     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几个月吃不到肉,蔬菜也极少,有时连白菜、土豆也吃不上,常常是小米饭就大蒜就满不错了。但领导上对我非常照顾,每天由伙房给我煮两个鸡蛋。我当时想的是,拼命也要在1941年元旦前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开播。

     从苏联带来的广播发射机是散件,只有原理线路图,没有装配接线图,这给我的装配工作增加了困难。过去,我面对的是美式的广播发射机,与苏联制造的广播发射机明显不同。我只能根据有限的经验摸索着装配焊接,一直干到12月下旬才把它装配完。我们用三根大木杆架起了天线,可以试播了。

     1940年12月30日正式试播。这一天由清凉山新华社口播组提供广播稿,专门派通讯员骑马送来。试播前,我的妻子唐旦临产生了我们的儿子,取名傅延延。孩子出生第九天就送到老乡家喂养。当时我正紧张地忙着搞发射机,哪里顾得上照料,食堂炊事员给唐旦送饭,唐旦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忍受了一切。孩子满月后,她就与我一块投入紧张的工作。

     试播时,新华社派来麦风(徐瑞章)和姚文二同志担任播音员。姚文同志上海口音重,不久就调走了。麦风喜欢音乐唱歌,播了几个月,后来调来肖岩同志,她也离开了。1941年12月,又从日本反战同盟调来了日语播音员原清志,她每周广播半小时日语节目,主要是宣传八路军抗战消息,号召日军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我党我军首次用外语广播,前后大约半年多,原清志被调离,由日本反战同盟会的一位叫森健的人继续播音。

     为了加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领导,1941年春调来周浣白任政委,他原是毛泽东主席的行政秘书。他带领警至排冬天烧炭,夏天种菜,保证大家丰衣足食。当时,在老乡家寄养的傅廷廷因无奶吃,整天靠喂土豆泥,瘦得皮包骨。有一天,唐旦去看孩子,发现得了痢疾,小脸叮满了苍蝇,心疼极了。她决定把孩子接回来,自己背着孩子走了30多里路回到王皮湾,累得筋疲力尽。我忙抱着孩子到川口去打针。几天后病好了。周浣白政委知道此后,设法买了一只母羊为我儿子解决吃奶的问题,并派勤务员看护他,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由于人员的不断增加,房子也不够用了。当时周浣白政委、播音员原清志、肖岩、徐路、汤瑞章等各住一间,因过挤,又建了北房两间,周政委让我们换到北房去住。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试播后,一些比较远的根据地反映听到了,但不稳定,而较近的地方却反映听不见。王诤局长以为发射机不正常,就派工程师陆亘一同志前来检查。他看到加高压后发射机大电子管出现半透明的桔红色慌忙让降低电压,并说:“不然要烧坏管子。”我说:“不会。”他不同意。其实1938年我在汉口发射台工作时就看到过这种情况,这是正常现象。可是陆亘一工程师听不进我的解释。几天后,王诤局长请来了在枣园担负与苏联联络的苏军报务员,他们认为属于正常,才又准许我们继续进行试播,但近距离听不到的问题尚未解决。后来我和唐旦看到一本外国的无线电杂志,明白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了解与波长有关系。由此我们做了两个试验:一是由汤瑞章负责一路收听广播,并记录效果;二是利用发报机与各根据地联络,了解广播效果。当时,有人认为,我们根本搞不了广播,对我们压力很大。试验的结果,在盐店子、枣园、清凉山都听到了,而且清晰响亮。在清凉山的新华社同志告说,当他们听到广播时,大家都跑出窑洞欢呼起来。这个试验证明广播发射机的地波发射是好的,不是机器有问题,而是波长选择有问题。晚上做第二个试验,进一步证明波长原因,当我们把波长加长一倍后近距离都听到了。后来,我们采取白天用30米波长,晚上用60米波长的办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941的4月1日,朱德总司令前来参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他与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慰问,他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是团结人民,宣传真理,打击敌人的武器。”1942年春,云南省进步学生反映听到了延安广播,把它称做“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还听说蒋介石下令其特务电台要干扰。这说明电台有了很大影响。

     当时,广播的动力能源靠陕北延长生产的汽油,启动很吃力,也不太稳定。有人提出用木炭产生的热量代汽油,但它比汽油效率低,要更换发动机,最后决定用两辆汽车引擎做试验,成功了。但树木品种与木炭质量有关,还要解决炭灰造成的息火问题。这些困难都没有难倒我们,广播是成功的。

     然而,到了1943年春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发射机的管子坏了,漏气了。幸好还有一只备用的,但使用不久也烧坏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了播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在延安听到了国民党的电台广播,立即想到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广播电台办起来。我们用500瓦的文字广播发射机,加上语言调幅就成功了。那天试播,没有播音员,也没有广播稿,我和唐旦就把当天《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朱德总司令向敌占区进军的命令反复宣读了几遍。两天后新华社派通讯员送来广播稿,并让我们帮助代播,说播音员很快就到位。果然,不几天孟启予同志来了,我们不再代播了。

     1945年8月23日,张家口被我军解放,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很快开始播音,它的功率大,既有中波又有短波。我提出延安、张家口两台实行联播的设想,得到王诤局长的同意,并很快就实现了。1945年10月,我被调到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工作,1946年担任该台主任,唐旦为技师兼秘书。这年9月底,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们撤出张家口,1947年在阜平恢复电台播音。(注:傅英豪同志于1994年病逝,此稿为傅英豪儿媳黄翠兰根据作者生前口述资料整理。)

     傅英豪(1917—1994)祖籍河北青县,生于沈阳。1935年在师大附中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支部书记。1936年加入“民光”队,同年10月在清华大学投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武汉新华日报任报务员。后在重庆由新华日报调八路军办事处任机务员。抗战时期在延安参加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任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任712厂军代表,后调北京任电信总局技术处军用机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通信部业务处副处长、技术处处长、防空军对空发报兵指挥部主任等职。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94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