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里的小阳春

愚人(节选自《大饥荒遗事》)

     也许是党和政府在大饥荒面前忙于抗灾,也许是他们觉得用适当的在基层对政治管理和文化上进行放松,可以降低人民因饥饿和因饥饿导致的死亡而对政府的怨恨,这种怨恨到1961年时已经开始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暗暗地滋长起来,同时社会上也悄悄地在流传台湾蒋党试图窜犯大陆的消息,从1961年开始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活第一次出现了自解放以来的宽松气氛。

     有一天,我的同学吴XX和他的哥哥吴XX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使用特制的天线,用矿石收音机收听到台湾和美国之音的广播。

     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是业余无线电制作爱好者,我从小对科技活动就抱有极大的兴趣,学校里的科技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作为年纪最小的成员,参加了市少年之家的无线电小组。我最初的无线电制作是从矿石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的矿石收音机可以说连耳机 (高阻抗听筒) ,到电容器都要自己制作,甚至要自己用铅和硫磺制作检波器的方铅矿晶体。到了小学五年级时,我已经能制作二管(两只真空管)再生放大式中波收音机,并曾因做了一架小功率超短波发射的遥控街灯模型而得过全国业余无线电制作的小学奖。也因此做了放大能力强的再生式单管机而无意中收听到美国之音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我们当时都把能收听到“敌台”作为检验自己收音机的灵敏度的手段。然而,这对当时的大人说来,是件非常危险的事,父亲经常提醒我注意不可乱收听电台,他的一位同事就曾因为收听敌台不慎而被判刑坐牢的。父亲的提醒在我们几个(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的爱好者朋友那里被当成了耳边风,因为,这不是我们去收听的问题,只要收音机的灵敏度足够高,就能收听到敌台。不过,我们几个朋友都仅仅作为一种好奇,并没有把里面的宣传当成一回事,也就没有进行危险的消息扩散。

     因为我的这段小学无线电光荣的经历 ,受到班上进了初中才开始成为“初段”无线电爱好者的崇拜,所以吴家两兄弟自然把他们的重大科研成果向我作了透露。其实,那时我已经在试作扩音器和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了,但我仍然对他们的低档科研成果兴趣盎然。

     原来,1962年以前,中国广播波段(中波)里的电台并不多,除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以外,一般的省会城市也就只有一个省台(或两个省台)和一个市台,五十年代末期尚无中央台的转播台,中央台的节目都是由省市台安排一定的时间转播,因此,整个中波度盘范围内很“寂静”,这是因为无线电中波调幅信号发射的衰减很大,当地人如果使用中波接收,就只能收到本地一两个电台的播音。用再生式单管机通过正反馈放大,在天线 (一般用蛛网式天线) 足够高的情况下,可以接收到中央台的中波广播,也可以接收到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但有干扰 (那时干扰台强度不大,很容易通过仔细调谐或者在半夜时分干扰结束后收到) 。当然,使用短波接收,干扰基本上不起作用。但是,我还没有听说过用矿石收音机能收听到敌台的事,我只知道我一位爱好者朋友用矿石机收到过中央台的信号,但他架了一根很高的L式天线才收到的。 我去听过,耳机里的声音如蚊子一般。

     现在,吴家兄弟居然用矿石机收听到美国之音了!他们原来请教过我如何用矿石机收听北京中央台的节目, 我曾向他们作了两点建议: 一是使用“脱胎”线圈以提高Q值因素;二是将天线尽量加高, 结果,他们的天线从二楼屋顶上伸出了一丈多高,而且还别出心裁地用了两架天线接收信号。除了用脱胎线圈增加灵敏度以外,他们还在选择性上下了功夫,以便能较精确地拨开干扰信号(由于干扰信号的频率并不很吻合地和敌台频率重合在一起,如果调谐的分辨率足够高,是可摆开一点干扰的,但若分辨率不好,就会出现电台的频宽(注)在度盘上占了较宽的范围)。

     吴家兄弟纯粹是为了好奇 (大概也因为比我玩单管机时的年龄大,理解敌台的宣传能力强) ,后来经常到学校透露他们收到的“消息”,也没人向上面汇报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秘密收听敌台的人实际上不少,但却没有被揭发,如果早两年,或者晚两年,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引起公安机关警惕和打击的。

     从农村里传来的消息说有人在骂毛主席了,但还没有构成对毛泽东威信的足够损害。不过,从我今天来回忆,毛泽东那时的威信并不象两年后搞阶级路线和学雷锋,学毛选那样被提到吓人的高度,或者说那时我们更多的是在爱党,而不是在爱毛主席一个人,所以有人骂他,在我们少年看来,并不完全等于骂党,也就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

     班上的组织纪律性有所恶化,许多人公开逃学,却未受到处分,还有男女生退学的现象发生。早在第二学年,班主任陈老师就自己调出了学校,随着她的调走,我的班主席职务也被新来的班主任朱幼庸老师免去,因为她觉得由于我和班上的落后学生裹得太紧,使班上正气不伸。她整顿了班的领导班子,让我当了个校学生会代表,来个明升暗降,而把一个外班调来的年龄很大的团员刘虎城扶为班主席。然而,她的整顿对班上纪律的恢复丝毫无补,而且进一步恶化,这倒不是由于我在组织抵抗运动,而是由于饥饿的持续和社会风气的散漫化。

     卖淫的现象出现了,比起今天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只是暗娼而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酒楼、歌厅一类供娼妓方便活动的场所。社会上流传在成都当时最热闹的街道--春熙路,如果有皮条指引,两个面饼就可交换一次嫖娼。

     报纸内容变得好看了,成都晚报从61年起,每周连载李(吉力)人先生的续写和改版的《大波》,吸引着爱好文学同学的兴趣。戏剧也开始出现了解冻征象,例如演出了川剧《王汤元打鬼》这类轻松的鬼戏和成都京剧团的连场《三侠五义》。

     但最引起大家热烈反映的,还是解放后第一次公映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电影,其中,吴楚帆、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夜夜盼郎归》等成了收缩着的肚皮的最好放松。

     到了1962年初,气氛更加放松,歌剧电影《刘三姐》和《柯山红日》的电影歌曲成了班上女孩子们下课后的低吟小唱,同时,市井小民则轻浮地哼着《夜夜盼郎归》里的主体歌:“妾送郎一呀嘛一杯酒。”

     我家院子外面是一个大茶园,我每天回家必经茶园。从有一天开始,看见有人摆了一台手摇留声机在一张茶桌上,向那桌的茶客收钱,每收一次钱,放一张唱片,内容大约是解放前流行的蘼蘼之声,也有已停止播放的鸣放以前的情歌或抒情歌曲,比如《草原情歌》等,这些优美的音乐使人们多少暂时忘记了饥饿。

     在许多街道的角落,一些旧社会留传过来的书籍摆在地上公开出售,这在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是不会出现的。我搭伙的一个街道食堂外面就有这样的地摊,我中午常常驻足下来翻其中的书,也就在这样的机会下,使我开始接触到解放前或者清朝出版的线装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并从此对它们发生了兴趣,我还买过如《萤窗异草》之类线装书。

     “小阳春”政治小解冻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

     注:调幅声信号是一个主频率正负5KC的钟状信号,如果选择性不好,就是调谐质量不好,就会出现超过这个10KC的带宽,结果在此主频信号的其他信号就会重叠上来,影响收听。不过,广播波段虽然不象短波的频带范围大,却固定了各电台主频,使之相互不重叠,而那时各地电台很少,是很容易安排频率分得很远的。但是,对于干扰台,它是有意做来干扰的,因此就重叠了“敌台”主频信号,然而,往往不是很精确地一样(而且敌台随时略微地改变主频率)。

     使用再生式收音机的好处, 可以通过适当调节正反馈量, 将频宽压缩(这将会损害声音质量) ,这时的选择性很敏锐,很容易调偏干扰。(chirp“鸟叫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