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美国之音(5—6)

陈燕妮(原载《美洲文汇周刊》第一九七期)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搭机前往华盛顿,当时的美国飞机还远不象今天这样能深远地引起大众风声鹤唳。

     其实在说“滚你的吧”同时,我当然已经多少知道围绕在我稿件之外而又确定制衡稿件发布的重要原因。那则是温妮陈其人和我的第二任责编有深重的矛盾,因此,取舍之间充斥了旁边的因素。我万分反感个人恩怨在工作中的介入,但由此所迸发出来的积怨面对一个庞大而惯性十足的积习,我百分之百体会得出以卵击石之感。

     更重要的是温妮陈此人此言的出现,在我看来昭示了有关美国之音传言的真实。因为这时候的否定,否定的是连同我、旧责编乃至旧责编的上司,其实在这些程序上,遵循旧系统,我的文章显然已经完全通过了。

     这时候,我接触到了美国之音的一个题外话。当我想稍微更多地了解一下温妮陈的真实身分和背景时,才知道这是一件无比费力的事情。我所谓美国之音的题外话,是有关美国之音人员对自己底细的讳莫如深。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美国之音的很多人大面上不非常互相往来,人们彼此不知道同事的底细,在有关对我文章的评价时,我曾经天真地想过是不是可以通过了解温妮陈的背景然后确定她的水准再回看自己的稿子。但我的这样听起来初级到家的愿望后来才知道实现起来活似水中捞月。

     我最终想方设法能够得到的一点有关温妮陈的身世信息不过是:

     (1)她的真实姓名叫做陈文茹(根据拼音的音译);

     (2)很早的时候,大约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她先是去了香港然后才到美国;

     (3)她的年龄已经在五十岁岁末或者六十岁初期;

     (4)她曾经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据说于1957年前后毕业于同校。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与人交恶了,对手是一个我只支离破碎知道一些梗概的信息和电话里与交流电音响交织的女声。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必须有一个回应,我需要从温妮陈的否定中找回我稿件的损失和我稿件原审阅者的素质。

     我因此在电话中告诉过温妮陈:“我想让你知道做一个'坏人'的结果。”

     我跟自己发誓要把这个素未谋面的温妮陈告上最高能告的地方,我不奢望能赢,但我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上看到这个人面部不甚愉快的神态。

     我为此一愿望沉积了自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怕的是整个事情会因为一时冲动带来后患。年纪越大我越开始一本正经地实行自我约制,凡事面临处理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沉静一个预设的时段。

     我再三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究竟我是不是基于对自己作品的孤芳自赏而对他人的否定过度敏感?究竟我如此一做会不会使得美国之音方面认为自己惹上的是个一旦沾染上就绝难摆脱的稀有人种?究竟我在骨子里落实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已经演变成旁人眼中姿态矫情的“复仇女神”?

     而且,最重要的“究竟”更在于我的如此行为,会不会给对我不薄、而我一直和他们素为谋面的其他编辑(亦即与温妮陈对立者)及主管带来莫须有的麻烦?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我对自己的所有负面假定逐渐释怀,觉得自己依然热切地想做这件事。我也深知到即便我做了这件事对我自己的文字也毫无助益,但如果能让后续作者的作品不受美国之音腐朽内斗所累,我还是认为辩有所值。

     我非常明白我当年和美国之音,也就是曾被朋友提醒“是在和国务院签约”的合约内容,但是在无论如何不能规避的“必须经由美国之音编辑认可”一说,我觉得自己理由相当充分,因为我得到的其实是美国之音方面的三种截然不同的修改意见,因此,如果美国之音的人肯秉公作证的话,我有我自己的道理。

     我决定倾我所有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放开来说话,而不是永远封存在不见光亮的私人角落。




     后续的步骤其实开始和温妮陈无关了,我越来越明白自己需要动用的是指责温妮陈违反合约的法律程序。当然,在此之前,我所要做的最先事情是和温妮陈的主管交流。

     我就是带著这样的私人原因来到华盛顿的,文前我已经提到,这个时间是二零零零年的十一月。

     这时候距离我稿件“去世”的时间已过去相当的一些月份。

     临到华盛顿的前几天,我给罗大任打了电话,这其实是稿件死去之后我第一次和他通话,我这时才知道罗大任其人贵为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就是曾经被黑函打走的那位主任的继任,也是我第二任责编所谓看过我稿件的“上司的上司”。

     我对罗大任详述了我的感受和我认为不公的地方,我在电话中告诉罗:我认真地认为,温妮陈心地不好,她是一个“坏人”。

     罗笑了,电话里边的他声音开始忽然年轻起来,他说“来吧,我们谈一下”,他说“我约上我的上司,他是中文部在我之上的最高主管”。

     我们约定,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十一点,我们在美国之音门口见面,说好了,我们会一起吃一个中午饭。

     这是个长约,中途,因为电视片访谈的原因我去了纽约市、去了纽约上州、去了康乃迪克州,轮到华盛顿已经是我出门半个月之内的最后一段了。那天也奇特,那天之后的一天是我的生日。

     九日,上午的十一点,时间到了。

     从我住的酒店到美国之音,出租车的油门一踩,几乎在十分钟内就已到达。

     我到早了五分钟,在门口打上去报到电话,罗说马上下来。

     这往后三分钟之内我看到大楼内里出现一个中国人模样的壮汉,刚试探着虚问了一句:“您是罗先生?”

     对方当即大喝一声:“我不是。”

     等罗随后下来,我立即描述了自己刚才的表错情,然后我们一同大笑。

     初见的尴尬,瞬间缓解。

     罗大任的长相全如我所预料,一个绅士模样的台湾籍文人,个头中等,为人有礼。

     我们沿着长长的走道和扶梯行走并上升,他的办公室位于中文部最内里的一个角落。

     走到他这个角落的人姿态必定很奇怪,准确地说是人们必须将头偏向一侧绕过一个摆放在他房间门口的老式落地电扇,这让我一下子联想到这个地方的仕途,其实也具有无穷的原因和巧合,也好象我的稿件。

     只不过,我是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