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童年

邱贵平(原载Muzi.com)

     32年前,母亲第5胎怀的是我,没有儿子的娘舅进城时和父母打了个赌,如果是男的,就送他做养子。生下来后,果然是男的,于是,我一断奶就送给了恩重如山的娘舅。

     娘舅来接我的时候,扛来一袋大米,和父亲说了大半夜的话。母亲则彻夜未眠,抱着我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一早,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娘舅准备动身了。娘舅说睡着正好,神不知鬼不觉的,醒来就麻烦了。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非要最后喂我一次奶。醒来的我似乎预感到什么,含着母亲的乳头一吸就是老半天,怎么也不肯松口。母亲试了好几次都未能成功,最后只好拨牙一样拨出乳头。

     那天,娘舅抱着哭得天昏地暗的我坐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又背着我走了半天的山路,终于在天黑之前回到那个叫着山院的小山村。

     看起来像小说,但这的的的确确是真的。

     娘舅只有一个哑巴女儿,加上外婆(外公早已去逝),总共才4口人,没有负担。所以哥哥姐姐们都很妒嫉我,因为给娘舅做儿子就意味着过好日子,他们每年的寒暑假都是在山院度过的,大哥大姐甚至还赖在娘舅家过年(那时我还未出生)。

     娘舅每年带着我进城探一次亲,一般都是在年底或正月。那时候进城,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过年还值得高兴的事,要知道,山院的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进过城,我的那些流着鼻涕的小伙伴就更不用说了,连汽车都没坐过。在山院,除了手电,唯一的电器是娘舅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唯一能看见的机器是天上飞过的飞机。天睛的时候,一听到遥远的马达声,哪怕是正在上课,我们也会冲出课堂迅速占领附近的制高点仰头寻找那万米高空小鸟般大小的飞机,一旦发现,便激动得又叫又跳。飞机曳过的白烟把我的心思拉得好长好长,我感到莫明的惆怅。若干年后,当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尽管窗外是厚厚的云层,我却仿佛看见70年代的山院,看见童年的我。

     那时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年前年后比现在春运期间的火车还拥挤,能挤上车就不错了,一般是没有座位的,与其说是坐车,还不如说是站车更准确。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刺激好玩,透过密密麻麻的身体中间的缝隙,我看见窗外的田野村舍电线杆箭一般向后退去,一股淡淡的离愁袭上心头,只觉得自己离山越来越远,远得好像再也回不去似的。

     孩子不是因为父母生了他们、而是因为养了他们才亲。所以,在10岁之前,我从来没有叫过生父母一声"爸爸"和"妈妈",无论他们用什么好吃的东西引诱我,都无法奏效。见时容易别时难,每次回山院,母亲总是搂着我哭了又哭,而我却无动于衷。据说我4岁时,母亲曾到山院看过我一次。母亲自出嫁后这是第一次回娘家,她竟然迷失了故乡的路,当她走了许多弯路来到久违的娘家门前时,我正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居然唤看家狗去撵她。母亲伤心欲绝,第二天一早便匆匆而别。

     每次进城,我必做两件事,一是去看火车,让火车运走我的心思,当伙伴们问我火车到底有多长能装多少东西时,我说火车就像竹子一样长,竹杆有多少节,火车应有多少节车厢,一辆火车足可以运走整个山院。二是到新华书店买小人书,小人书是我唯一的课外读物。我对小人书的迷恋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些小人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除了阅读小人书,游戏和看电影以及听收音机是童年的另一种精神生活。最爱玩最常玩的游戏是打仗,我们一个个都像小兵张嘎一样,腰里别着一把木头枪,整日里喊喊杀杀冲锋陷阵。村里有个废弃的立式古砖窑,整个童年,我们在古砖窑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革命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早出晚归带着地瓜上山打游击。战争的内容和形式与当时上演的战斗片息息相关,如果昨晚演的是《狼牙山五壮士》,那么第二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有人模仿五壮士从古砖窑的制高点(有四、五米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奋不顾身地往下跳。如果最近放映的是《董存瑞》,就有人举着历史悠久的砖头顶住砖窑,嘴里一边发出咝咝的导火索点燃的声音,一边高呼:"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

     就看电影本身而言,也是一场战斗。因为每月一、两次的电影是在大队部露天放映的,放电影的当天,大队秘书通过有线广播通知各小队。秘书善于吊胃口,从不透露片名,像国家机密似的,把我们的胃口都吊疼了。

     听了广播后,我们整天都没心思干活或上课,太阳一落山,草草扒几口冷饭,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整洁衣裳,嘻嘻哈哈朝队部急行军,15里的坎坷山路一节课时间就到了。正片放映前要加映《祖国新貌》,等站好位置,正片差不多开始。当屏幕上出现金光闪闪的五角星时,就可断定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八一厂的片子自然是战斗片,自少也是反特片。不管严寒酷署,只要有枪声,我们就快乐。

     想当年,一部《董荐瑞》曾使我们热血沸腾,深夜回家的路上,挥舞着手电、松明、蔑光,一路狂呼"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创下15里山路走25分钟的"历史纪录"。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沉浸在董荐瑞的英雄事迹里,读书干活尤其是"打仗"时增添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那时我们最怕看古装戏曲片,什么《追鱼》《尤三姐》之类,一看这种片子就浑身没劲,回家的路上昏然欲睡,15里的山路比2万5千里长征还长。最痛苦的是空跑,我们称这为"白跑路的战斗"。这种情况一般是放映机突然出了故障,修了大半夜也修不好。大伙气得破口大骂,恨不得把平时那位神神气气的放映员"枪毙"了。回家的路上特别没劲,走走停停,到家里天都快亮了,还影响了第二天上课。

     有一阵,广播线断了,放映动向来自小道消息,一次,村里的流浪汉土根带回一个喜讯,当晚有两部电影,全是战斗片。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没考虑它的真实性,还集资买了包"大前门"香烟孝敬他。当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大队时,才发觉上当了,根本就没有电影。人们嘲笑我们是山猴子,八辈子没看过电影。我们不由怒火中烧,把满腔仇恨一古脑儿泼到土根身上,回家后连夜将他从光棍窝里绑架到古砖窑"严刑拷打",然后大家呐喊着"我代表人民处你决这个可耻的叛徒",直把整个哭爹叫娘。

     8岁那年,父亲送给我一台红灯收音机。山院山高路远,收听效果很差,白天只能收到一个江西台(山院与江西接壤),其中电影剪辑、尤其是单田芳和袁阔成的评书让我痴迷不已,为了不至于错过每天中午的12点首播,放牛砍柴时身上揣个闹钟,一接近12点便十万火急往家里赶。其它台一律乱哄哄的,里面好像有玻璃在炸裂,有瓶子在破碎,播音员的声音极其微弱,气喘吁吁,好像刚爬完一座大山,大病初愈似的。到了晚上,声音渐渐清晰起来,但几个播音员总是在里面吵嘴打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热闹得像下课的教室;一过10点尤其是12点以后,则变得异常清晰,嗲声嗲气阴阳怪气,大都是女人的声音,乍一听,让人起鸡皮疙瘩,多听一会,蛮中听的。这就是敌台,也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声音"。

     年少的我们十分幼稚,单纯得一塌糊涂,也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偷听敌台是违法犯罪背叛祖国的事儿,逮住要蹲大狱,而且公安局专门发明了一种跟踪搜索敌台先进得不得了的机器,收听者躲藏得再隐蔽,也逃不过这种机器布下的天罗地网。所以,收音机刚买来那会,根本不敢收听敌台,然而寂寞枯燥的乡村夜晚终于使我抵挡不住"修正主义声音"的强烈诱惑,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拨。先是几分钟,后来是几十分钟、几小时,直到"修正主义声音"跟我说"再会"。为了消除恐惧心理,一律坚强紧闭门窗躲在被窝时里黑灯瞎火地收听,而且还要叫上一、两个伙伴一起收听。那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吃大锅饭,大人无事可干,小孩闲得发慌,早上睡个懒睡也不会挨批挨斗。何况我们又没有天天收听,一个星期只收听一、两个晚上,一来为了节省电池;二来担心频繁的收听容易被公安局发现。为了转移目标,我采取了游击战术,今天抱着收音机上甲伙伴家借宿,后天扛着它到乙伙伴家睡觉,行色匆匆鬼鬼祟祟。

     每年秋冬,娘舅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充军"去修水库。工地离山院有三十多里地,娘舅不常回家,平常七、八天半个月不定,节日的晚上总是要回来的。每次回来,他都要想方设法带点吃的。

     当我们得知父亲要回来时,那心情就跟过年似的。太阳一落山,伙伴们便结伴到村头那座小山包上等待(孩子多的家庭一般是最小的孩子去等)。那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尽情在山坡上撒野,当期盼的声音和身影终于传来和出现时,大家便炸窝似冲向各自熟悉的怀抱,这时哪怕是再严厉的父亲,也会把儿子抱在怀里或驮在肩上,并一直抱到或驮到家里。

     一天晚上,娘舅意外地撞开门回来了,只见他手里拎着一海碗的汤和一小把面,面汤是工地上吃剩下的,面条是他求爷爷告奶奶用两包大前门烟从食务长手上换来的,为了这碗面汤,娘舅不惜来回跑上六十里的路。工地上纪律很严,不得随便请假,特别是娘舅这种身份不好的人(娘舅是四类分子),所以娘舅抽了两根烟,跟妗妗说了一会儿话,又连夜赶回工地。

     那天晚上,妗妗就用这碗面汤给我煮面条吃。水开了,妗妗左手紧握那把面,好像弹药不足的战士,一次只慎重地抽出一点下在锅里,抽了三下就不肯抽了。

     中秋节的傍晚,娘舅又提回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四个馒头,冰冷坚硬,还有一小块肉,肥的多于瘦的,这正是我喜欢的。那时的孩子,没有几个爱吃瘦肉的。

     妗妗闩好门,涮好锅切好肉,然后把肉小心翼翼掀进锅里。我站在灶边踮着脚看着锅里的水珠一个个消失,腾起一股东倒西歪的香气,拚命吸着,尽量不让空气占便宜。

     娘舅望着我,不时用手背擦眼睛。

     吃完肉后,整个晚上口里都有一股淡淡的肉味,全身上下痒痒的,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痒,不用搔,非常受用。那时我便想,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能吃饱肉的人。我还想,要是娘舅永远留在工地上修水库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在过年以外的日子吃上几回肉。

     最最难忘的,莫过于童年的年。

     70年代过年的快乐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有大鱼大肉可吃有新衣新裤可穿有炮竹社火可玩(闹),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大人基本上不管不问我们,不用干活,不用照顾弟妹,不用看父母的脸色,不用担心懒觉睡过头被揪耳朵,甚至打碎了碗也不用挨打。

     过年期间,我们真正成了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野孩子。

     我是在12岁那年离开山院的,带着乡愁和眷恋,却怎么也带不走童年。我的童年像梦一样遗失在山院茂密的森林中,清澈的河水间,弯弯的小路上,淡淡的炊烟里,再也找不回。

     但愿这篇文章能够成为童年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