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显忠良

来源:《钱学森》第三卷《收获的秋天》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按照初样正在加速研制之中。然而,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林彪、江青对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作他们的一份政治筹码,成可邀功,败则倭罪,居心叵测。让“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加给科技人员的。

     但是,不管这样的“高见”出自何人之口,在当时一旦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其他人是很难说“不行”的。

     钱学森是十分崇敬毛主席的。在他看来,《东方红》这首歌曲,是对毛主席的颂歌,也是对共产党的颂歌。他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热爱新中国,崇敬新中国的奠基人。因此,对于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播送《东方红》乐曲,是乐于接受的。尽管他知道此举难度很大,耗资颇巨,难题很多。

     首先一个难题是,让“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东方红》全曲?还是播放其中的部分小节?

     当时,一部分人认为,《东方红》这首乐曲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应当播放全曲;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卫星要播完全曲,技术上无法实现,只需要播出前八小节就可以了。

     照第一种意见办,倒是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这将会给整个卫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若是企图避免这些灾难,在技术上又无法解决。按第二种意见办,在技术上较好处理,但潜伏着“断章取义”的政治风险。这样的大事谁也不敢贸然行事,大家要钱学森来决定这件事情。

     钱学森面对这样一个说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说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难以定夺。他只好把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交到国防科委,要国防科委决定。

     可是,国防科委领导班子考虑再三,同样难以决定。钱学森只好以正式报告的形式,把两种意见同时报告给了中央领导。

     周总理审阅了报告之后,批准了第二个方案,“东方红一号”上天后,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 方案定下来了,技术上的问题交由自动化研究所多才多艺的助理研究员刘承照具体承办。

     在卫星上播放音乐,这件事不仅在科学上尚属首例,在无线电广播史上也是首创,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刘承照经过苦思冥想,反复琢磨,终于拿出了方案,又经过昼夜奋战,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制成了音源振荡器,奏响了《东方红》乐曲。

     总体设计人员又研制了乐曲发生器与之配套。为了简化卫星结构和减轻卫星的重量,决定安置一部功率较大的发射机,交替发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这样,地面每隔4O秒可将乐曲用磁带记录下来,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出去,人们从收音机中即可听到宏亮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

     那时,凡是涉及到毛泽东的事没有小事,都得百倍小心谨慎。所以,周总理在批准了第二个播放方案之后,对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工作,抓得非常细致,非常具体,一直到这个装置研制成功,还不敢放下心来。因为卫星还没有发射上天,上天后《东方红》能否响起来,都还是个未知数。

     1969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起在酒泉发射中心55米高的发射架上。

     当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在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更加虎视眈眈。

     1969年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是,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出厂前测试时还很完好的陀螺仪突然一下子“失明”了。大家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原因。

     转眼2O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找不出来。只好报告给在北京的钱学森,请求设法解决。

     1969年9月26日深夜,钱学森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酒泉发射基地。

     已经年近花甲的钱学森,不顾远程旅途之劳,下车后,来不及喝上一口水,放下背包,连夜赶往发射场。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真空箱中反复出现故障的试验,看来看去,他那严肃的面庞,突然绽 开了笑容:

     “嘿!同志们,大家太着急了,没有沉住气呀!”

     原来,火箭试车后,在给仪器加强度时,操作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碰掉了。

     由于钱学森的亲临现场,陀螺仪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火箭发射随即转入紧张的准备之中。

     这两枚火箭若是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便有了成功的基础。从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和进展速度来看,完全有可能在1969年底或197O年初,也就是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如若这两枚二级火箭发射失败,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只好推迟,落在日本后面就成定局。

     1969年11月16日17时45分。

     西北酒泉发射基地。

     第一枚两级火箭点火升空了。但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一发生了——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遭到失败。

     这次失败对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这如同一场体育比赛,在关键的时刻,偏偏输掉了最为关键的一局。这不仅给了日本人以追赶的时间,也引起世界各国一片哗然。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共同社、塔斯社等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新闻通讯机构,几乎在同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条新闻。邻国日本获悉中国运载火箭试验失败的消息后,更是惊喜若狂。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乘机向日本提供了卫星运载火箭的关键部件“陀螺仪”。

     陀螺仪就如同火箭的眼睛,是火箭飞行中制导与稳定的装置系统。一个性能好的陀螺仪,可以自行瞄准,使火箭达到预期的发射精度。钱学森主持研制的陀螺仪,从最初的改善滚珠轴承式陀螺仪开始,很快便研制成功了静压气浮陀螺仪。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走完了国外花几十年才走完的第一代惯性技术的路程。此后,我国迅速跟上了国外第二代惯性技术的发展步伐,研究成功了静压液浮陀螺仪装置。九十年代又研制成功了四轴挠性陀螺平台。35年以来,我国航天惯性技术,几乎年年都有新突破,发射精确度创造了最高记录,达到了国际水平。而日本当年则不得不靠美国才得到这一技术。这再一次证明了钱学森常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人绝不比洋人笨,要比洋人聪明得多!

     然而,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却抑制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时常导致航天事业受阻。

     中国的航天科学家们却偏偏要争这口气。第一枚火箭试飞失败了,他们擦干眼泪,继续进行第二枚两级火箭的试飞。钱学森说得好:

     “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

     时间推移到1970年1月30日,也就是距离第一枚两级火箭发射失败后仅仅两个多月,我国第二枚两级火箭,再一次竖在了酒泉基地的发射架上。

     “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早日发射,关键就看这一回了。

     隆冬季节,年近花甲的钱学森,穿了一件棉军大衣,迎着奇冷无比的寒风,来到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基地。

     那肆虐的戈壁寒风,挟裹沙石,雷霆万钧,摧枯拉朽,遮天蔽日。不用说是在露天的风沙中工作,就是站也站不住。人们只好缩进营地。钱学森听着窗外大风发出的如鬼怪般的吼叫声,突然想起了儿时母亲给他讲过的《西游记》中的“黄风怪”的故事。他想到,这“黄风怪”也许就潜藏在这一带。当年,唐僧师徒曾饱尝过“黄风怪”的苦头;今日,它这“黄风怪”重又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代航天人施加淫威,只怕是这“黄风怪”错打了算盘。“人杰者,当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古人的遗训激励着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信条在鼓舞着他。于是,一种迎战“九九八十一劫难”的豪情油然而生。

     风小了,试飞立即进行。“点火!”的号令发出了,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撼人心的轰鸣声的渐渐消失,火箭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这时,钱学森最担心的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他密切注视着火箭的去向。透过漫漫风沙,钱学森似乎看到天空爆出一个火团。待云烟散去,蓝天上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终于成功了!

     很快,从落区传来喜讯,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于是,1970年2月,国防科委正式向酒泉发射基地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预先号令。

     2月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启运。“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

     这时,钱学森出现在卫星总厂。在他的指挥下,对“东方红一号”卫星进行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仔细认真地检验卫星的质量。

     然而,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了: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抢在中国之前上天了。

     这个消息对于正在加速同日本抢时间的钱学森来说,无异于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向他的亲朋好友们表露过这样一个心声:中国的航天专家较之于苏、美、法、日的专家绝对不差,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们强。可是,他们那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航天专家们不曾受到这场劫难的摧残。否则,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先于日本发射,是不成问题的。今天,却让日本抢了先着,尽管日本发射这颗人造卫星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尽管它小得可怜,但毕竟它是颗卫星,毕竟先于中国上天啊!对此,钱学森只好以无奈的苦笑了之。他将目光盯住了自己的卫星。

     1970年3月26日,周总理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正式出厂,并装上西去的专列,钱学森等也随同专列一起前往。

     五天后,载着卫星和火箭的专列停靠在了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场7号阵地的厂坪上。列车刚刚停稳,基地的参试人员便涌了上来,他们个个欣喜万分。面对全长近30米的“长征一号”火箭和造 型精巧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们禁不住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周恩来总理很快就接到了来自酒泉发射基地的电话:“火箭和卫星以及各路航天专家于4月1日均已到达发射场,一切平安无事,请总理放心!”

     尽管周总理国务繁忙,但始终挂念着远在大西北的酒泉基地,惦记着即将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

     早在1966年6月,当周总理第五次视察过酒泉基地以后,就曾向询问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何时能上天的人们透露过:“可望于1968年左右发射。”

     本来,我国在1968年3月就基本具备了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条件。可是,当时由于某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从中做了手脚,致使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拖再拖。这是周总理始料未及的。

     现在,火箭和卫星总算平安地离开了北京,顺利地抵达酒泉发射基地了。然而,总理还是不放心。他决定召集各路航天专家来,详细了解一下卫星发射工作的准备情况。

     时间是1970年4月2日晚7时许。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钱学森与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等人,一起乘专机从酒泉基地赶来向周总理汇报。

     随后,周总理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到了大厅。他热情地与各位航天专家们—一握手,亲切地问候道:

     “同志们辛苦了!”

     当大家坐定后,周总理说道:

     “火箭和卫星昨天已经到了发射场,今天我请大家来,主要是想听一听一线的情况。大家随便谈谈。”说着,周总理习惯地将目光转向钱学森:

     “学森同志,还是你先谈吧!”

     钱学森微笑着点点头,开始了他的汇报。他谈得很详细。因为他知道,周总理不喜欢听那些笼而统之的情况,更何况周总理十分关心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汇报得越详细,才能使总理心中有底。尽管如此,周总理在听汇报过程中,还是一问再问,直到把情况问清为止。

     当钱学森汇报完了之后,周总理又询问了当年苏联、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有关情况,而后说道:

     “我们这次发射,一定要吸取苏美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越好,力争一次成功。”

     接着,其他专家向总理依次汇报了各自掌握的有关情况。

     周总理十分关切地问道:

     “这次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落点在什么地方?”

     运载火箭一、二级空壳的落点,是周总理一直很关心的事情。 因为火箭分离时,若处理不好,或者对国内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或者对国外的某些地区带来破坏,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因此,这次又特别提了出来。钱学森回答道:

     “火箭的第一级工作完毕后可以坠入我国甘肃省的大漠里。第二级火箭可坠入南中国海。第三级火箭则在广西的西北部上空与卫星分离,同卫星一起进入运行轨道。一、二级火箭的坠落,都不会造成什么事故。”

     周总理听完了钱学森的一番说明以后,放心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道:

     “这颗卫星都要飞经哪些国外的城市?”

     这时工作人员在地毯上铺开了一幅大型的世界地图,钱学森按照卫星飞行路线,指着地图上飞经的城市,—一作了说明。周总理伏下身去,随着钱学森手指的方向,逐一核对卫星飞经的外国城市。一边看,,边说:

     “对于我国第一颗卫垦飞经各国首都的时间,要进行预报。这项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做准确。”

     钱学森等人点点头,表示记下了。

     周总理还强调地说道:“特别是卫星飞经也门、乌干达、桑给巴尔(即现在的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这些国家的时间,一定要预报准确,让这些外国朋友都能准时看到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能收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这对第三世界的人民一定是个极大的鼓舞。”

     说话间,总理抬腕看了看手表,说道:

     “哟,已经12点多了。同志们的肚子一定饿了。这样吧,今晚我请大家吃顿夜宵。”

     钱学森连忙说道:“总理,不用了,我们不饿。”

     可是,周总理还是让秘书作了安排。

     不一会儿,服务员为大家送来了热乎乎的包子。

     周总理拿起筷子,首先为钱学森夹了一个,接着挨个为每人夹了一个。当周总理夹了一个包子给一位技术人员时,那位技术员连连摆手,表示不吃。反应机敏的钱学森立即明白了,赶忙说道:

     “总理,他是回族。”

     周总理歉意地说道:“非常对不起。这样吧,让炊事员给你做一碗鸡蛋面条吧!”

     片刻,服务员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

     周总理这才为自己夹了一个包子,与大家一同吃起来。一边吃,一边与大家聊卫星,气氛轻松融洽。大家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一云散了。

     吃完夜宵,周总理再三叮嘱钱学森:

     “一定要过细地做工作,千万不要以为工作做好了。要搞故障预想,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开展分析、讨论,多想一些应急的措施,以免到时慌乱无措。卫星入轨后,要及时预报。”

     次日,钱学森与参加汇报的同志一起,又登上了西去的专机。

     钱学森把工作重点转到了酒泉发射基地。按照周总理的嘱托,去做过细的工作。

     在宽大敞亮的测试车间里,他与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戚发轫一起,对运抵基地的火箭和卫星认真地进行检查测试。

     4月9日,火箭与卫星进行了对接。4月14日,经过十几个昼夜的紧张工作,技术阵地的第二次、第三次总检查宣告结束。就在4月14日这一天,钱学森又接到北京来的电话通知:周总理和中央专门委员会要再一次听取近一段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4月15日,钱学森又与几位专家一起,再一次乘坐专机由大西北戈壁滩飞向北京。

     这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专机在高空翱翔,机翼下团团云朵在阳光下千姿百态,变化万端,使得空中的景色格外壮丽。人们注意到,一向爱说爱聊的钱老此刻没有说话,而是凝视着舷窗外的云朵,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正在思考的是一只小小的“过载开关”。

     原来,这个小小的“过载开关”,同“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乐曲有关。

     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火箭上天后万一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便无法进入预定轨道。那么,《东方红》乐曲便不能响彻太空;倘若卫星葬身大海,神圣的《东方红》乐曲依然在海水中“高唱”,那就成为政治笑话,就会变成林彪、江青等人手中的把柄。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既然有人提出了这个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后来,还是钱学森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上,加一个“过载开关”。

     所谓“过载开关”,就是一个可以自动启开和关闭,起保险作用的小开关。火箭起飞后,倘若能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便与卫星上《东方红》乐曲音源振荡器的线路自动接通,于是,进入轨道的卫星便会按设计高唱《东方红》;倘若火箭起飞后出现故障,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便会处于关闭状态,《东方红》乐曲自然便不会奏响,因此,那个令人提心吊胆的“政治事件”便不会发生。

     这个问题,从技术上就算解决了。

     但是,当火箭、卫星到达发射基地之后,在测试中,有人对这个“过载开关”本身提出了质疑:假如火箭起飞后,其他都正常,而“过载开关”自身发生了故障,该关的时候不关,或不该关闭时反而关闭了,也就是说,卫星不该唱《东方红》时,唱了;卫星该唱《东方红》时,却哑巴了,这怎么办?

     这个问题虽然是“假设”,但不是没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小小的“过载开关”苦苦地困扰着钱学森这个大科学家。当然,这种困扰绝非技术因素,而是当年无处不在的政治。政治和技术混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方程式”。

     后来,这个小开关的难题,提交到了国防科委。

     国防科委在一次党委常委会议上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开关虽小,却事关重大,决定将这一问题报送中央审批。

     然而,中央对此却迟迟未作明确答复。眼看卫星发射在即,钱学森心中十分焦急。他在思考,这次回北京汇报,要不要当面向周总理提出来呢?

     当年钱学森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197O年4月15日,晚6时3O分。钱学森等人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他们刚坐下不久,前来听取汇报的中央专委的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还有吴法宪等,陆续走了进来。

     7时整,周总理来了。他急步走进大厅,秘书被甩在身后。周总理热情地向大家招手示意。亲切地说道:

     “从发射场赶来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请你们到前面就坐。”

     说完,他见大家依然坐在后排不动,便走过去亲自将他们请到了前排的座位上,然后自己才坐下来。。

     周总理落座后,拿起了一份人名单查看了一遍。然后,边挨个叫着名字,边与其本人对号。对上一个,便询问他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哪个大学毕业的?当周总理听到有人回答是留苏生时,随即问道:

     “俄语忘没忘?”

     “忘了不少。”

     “这可不能忘呀!学上一门外语并不容易,不能轻易地把它还给老师嘛!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还会有大用场呢!”

     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是专家行列中最年轻的一个。当周总理点到他的名字时,他连忙站了起来。周总理叫他坐下讲话。总理问道:

     “你是哪里人?”

     “我是金州人。”戚发细回答说。

     “怎么听你的口音有天津味儿呀?”

     “我也不知道。”戚发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周总理又问道:“你们那里闹派性吗?”

     “闹!”戚发轫毫不隐瞒。

     “那你是哪派的?”说话间周总理指了指坐在威发动身边的孙家栋,问道:

     “你们俩是一派的吗?”

     “不是。”戚发动回答说。

     “你们俩打架不打架呀?’凋总理关切地间道。

     “不打,不打。”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抢先回答,“请总理放心,他俩工作能搞到一起。”

     “不闹派性就好。”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好了,现在就开始听你们汇报吧!怎么样?还是请学森同志打头炮吧!”

     钱学森按照准备的材料,一五一十地谈情况。并以歉疚的心清谈到了测试中发现的问题。他说道:

     “这枚大型三级火箭,其内囊之复杂,较之人体的五脏六腑、血脉经络有过之而无不及。总装时,尽管大家作了反复的检查,但是,在这次总体检查时,还是发现火箭内有遗留下的松香和钳子等杂物”

     “这可不行!”周总理的眉头一下子紧锁起来,“这等于外科医生开刀把刀子、钳子丢到了病人的肚子里嘛!可是,你们的产品是死的,允许搬来搬去,允许拆开、再组装,找一遍不行再找一遍,总可以搞干净的嘛!无非是晚两天出厂。把松香、钳子丢在火箭里头,这是不能原谅的!”

     总理的批评很严厉,同时又切中要害。

     “确实不能原谅。”这是在场的航天专家们的共同心声。尤其是钱学森,他感到非常内疚。事情很明白,在这样的事情上,稍有不慎,带来的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虽然这些杂物发现在发射之前,但是,它说明自己的工作仍不够过细,还不能处处为总理分忧。他偷偷地看了总理一眼,他蓦然发现,总理明显地消瘦了,苍老了。现在国内局势如此混乱,如此严峻,总理日夜为国事操劳,再不能让总理为发射卫星的事分心了。想到此,一股酸楚,涌向喉头,不禁淌下了两行热泪。

     汇报继续进行着,各路航天专家作补充性的汇报。随着汇报的深入、具体,总理提出很多问题,而且,对有的问题还讲了自己的看法。有些问题,年轻的专家们回答不清楚,只好请钱学森替他们做些解释。

     由于汇报的人都是技术专家,所以,汇报中使用的专业术语自然很多。而听汇报的领导人中,除周总理对这些专业术语比较熟悉.以外,其他人往往听不懂,所以,时常打断汇报提出疑问。每当这时,周总理便指着钱学森说:“还是请你这位‘洋博士’给大家当当翻译吧!”

     当汇报到火箭和卫星安全问题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极为重视,几个人围在展开的那张地图周围,仔细地察看运载火箭的飞行路线。这时,周总理问钱学森说:

     “上一次我问过你‘长征一号’火箭正常飞行情况下二、三级火箭的落点,后来我又想到,万一发生事故,火箭可能落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

     钱学森从容地回答道:“‘长征一号’火箭在飞行中如果发生故障,将采用两种手段使其在空中自毁:一是火箭上装有自毁系统,它一旦辨别出了程序中和姿态上的故障后,立即便可接通爆炸器的电源,瞬间即可自毁;二是,一旦火箭发生故障,而自辨系统又迟钝,那么,地面的观测系统便发出炸毁的指令,接通爆炸器电源,从而使火箭自毁。”

     周总理听过钱学森的一番说明,连连点头。这时,有人问道:

     “万一自毁系统发生故障,该炸时不炸,不该炸时它炸了,怎么办?”

     又是一个“万一”!

     钱学森镇定地指了指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说道:“我们的设计师对火箭的自毁系统的精确度要求是很高的。该炸时,必须炸;不该炸时,绝对不会炸。地面曾经做过自毁试验,并试验了爆破效果,各种数据是可靠的。”

     这时,周总理说道:“今晚的汇报很好,看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钱学森看时机到了,终于向周总理提出了那个“过载开关”问题。他说道:

     “关于那个过载开关问题,不久前已报告了中央,但还未得到正式答复。现在很快就要发射了,这个开关是取消还是保留,直接关系到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问题,请总理早些定下来。”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总理没有马上表态,眉头又锁在:一起,沉思了片刻,问身边的吴法宪说:“让卫星唱《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

     吴法宪翻了翻他的文件夹,大嗓门回答说:

     “总理,中央有过文件。”

     周总理又沉默了,久久地不说话。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开关,这难解的“方程式”,难住了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又难住了这位盖世英才周恩来。

     周总理抬起头来,眼睛中闪烁着刚毅的光芒,他问在座的航天专家:

     “你们说,我们的火箭、卫星到底可靠不可靠?”

     “从几次测试的结果看,火箭质量是可靠的。”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果断地回答了周总理。

     “卫星研制中的质量和模拟试验的结果,以及从出厂前后的测试状态来看,卫星的质量是可靠的。”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这时,周总理极其严肃地说道:“既然你们认为火箭、卫星的质量可靠,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

     一句话,掀掉了压在钱学森心头上的千斤巨石。

     接着,周总理说道:“今晚听了同志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和卫星以及发射基地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至于卫星、火箭什么时候转入发射阵地,什么时候实施发射,这个问题我得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正式决定。”

     周总理转身对钱学森说道:“学森同志,你们回去后,还得抓紧时间把今晚汇报的有关火箭、卫星的情况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给我,我好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

     钱学森连忙点头答应。

     临散会前,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同志们,这次如果发射成功了,大家还要谦虚谨慎,继续前进。注意搞好团结协作。同时,还要多从坏处着想。我想的是,要克服的问题还很多。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克服的,也相信你们能够克服。你们年轻同志应该比我们强。”

     大家热烈鼓掌,感谢周总理的鼓励。这时,一位专家的笔记本掉在了地毯上而没发觉,却被周总理看到了。周总理走过去躬身替他捡了起来,递给了他,笑了笑说道:“这个可不能丢啊!”

     那位青年专家握住总理的手,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总理望着航天专家们依依不舍的神情,便勉励大家说:

     “同志们,大胆地干去吧!搞科学试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大家要尽量把工作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夜,已经很深了。人民大会堂内静悄悄的。总理深情地望着挂着倦容的钱学森,一步向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叮嘱道:

     “学森同志,你要保重身体啊!”

     钱学森握着周总理的手,百感交集。这句话,本应该是他向总理说的呀,没想到,反而总理向他说了!

     最后,周总理尽力提高嗓门祝愿大家:

     “祝大家返回基地一路平安!预祝这次卫星发射一举成功!”

     钱学森带着沉甸甸的心清,匆匆赶回国防科委的办公大楼。

     刚进办公室,电话里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

     “中央同意你们的发射计划。赶回发射基地以后,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颗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检查测试!”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又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周总理指示:

     “从今天起,一直到卫星上天,发射场的情况,逐日向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

     钱学森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研究如何落实周周总理的指示,一路为周总理赶写书面报告。

     当时针指向凌晨两点时,报告草稿送到了钱学森手上。钱学森反复看了两遍,作了仔细修改。凌晨3点,送到了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的手上。

     王秉漳把大家召集到一间会议室,要大家一起讨论、修改。他一字一句地读,让大家逐字逐句推敲。当读到:“火箭、卫星所有的地面试验都做过了。试验结果证明,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做过空间试验。”时,王秉璋停住了。他问道:“‘没有做过空间试验’,这句话该怎样理解?什么叫空间?该怎样确定空间这个概念?你说这间会议室叫不叫空间?”

     反应机敏的钱学森说道:“我看这样吧,把‘没有做过空间试验’这句话,改成‘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好了。”

     大家表示同意。于是,王秉漳拿起笔来亲自做了改动。还没等王秉璋放下笔来,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打来的。秘书询问了报告的情况后,转达了周总理的又一个指示:“凌晨6点以前,一定要将报告送到。”

     这是周总理办公室这天夜间第三次来电话了。此刻已是1970年4月15日凌晨5时。当修改完给周总理的书面报告,并研究完如何落实总理的指示时,时针恰好指向凌晨6时。

     天色已经微明了,一夜不曾合眼的钱学森,连家门也未曾走进,肩负着总理的嘱托,又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了返回酒泉基地的专机。

     一架满载着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的银鹰,展翅翱翔在祖国清晨的蓝天。七彩晨曦,照耀着长长的机翼。